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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戌政变真是由袁世凯告密引起的吗?

2016-06-28 22:29:58 来源:亮剑军事网

  一、政变的发动有一个过程,完成于八月初六日

  政变的准备和进程,与袁世凯被光绪帝召见,是同步进行的。而且,袁被超擢授予候补兵部侍郎,亦是催动政变的一个重要因素。所以袁与政变的关系至关重要。袁的行动,在当时已备受关注。

  戊戌变法的进展,到了七月中旬礼部六堂官革职、下旬谭嗣同等四军机章京上任,帝后、新旧势力平衡明显打破,局势迅速紧张起来。七月底,光绪帝召袁世凯来京陛见,积极筹备开懋勤殿,以及八月初决定召见伊藤博文,表明了帝党和维新党人从后党守旧势力手里全面夺权的愿望和行动。这自然超出了后党势力所容许的范围,从而把政变正式提上日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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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召见袁世凯及其超擢兵侍,谕以专管练兵事宜,坦露了帝党和维新党人寻求军事后盾的意图。用王照的话说,此举是掩耳盗铃,霹雳一声,昭告世人。这是论者们所一致公认的。至于开懋勤殿,则远远不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议事、议制度改革这一层意思。其用意和目的乃是在于设立为光绪帝所用的新的施政机关,以取代军机处。仅仅靠军机四卿,已经不能满足光绪帝全面执政的需要了。八月初一日郑孝胥日记说:“闻又陵言,将开懋勤殿,选才行兼著者十人,入殿行走,专预新政”。(注:《郑孝胥日记》第3册,中华书局1993年版,第681页。)严复曾于七月廿九日蒙光绪帝召见,君臣畅谈三刻钟之久。(注:《国闻报》八月初四日《徵文恭纪》,中国史学会主编:《戊戌变法》(三),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,第407页。)严、郑是福建同乡,同为积极的维新党人。严复所说,当为帝党和维新党人所设想的实际。这个重开的懋勤殿,随侍光绪帝圣躬身旁,以“专预新政”为职责,无异于新设一个承旨机关。光绪帝如何向西太后表达此意,帝后之间如何对答,史无明载。苏继祖《清廷戊戌朝变记》谓:此事光绪帝“定于二十八日赴颐和园时禀请太后之命。太后不答,神色异常,惧而未敢申说”。(注:《戊戌变法》(一)第346页。)从光绪帝以后再也不敢提及此事,且立即交杨锐带出十分危急的密诏的情形来看,可以想见西太后峻拒的态度之严厉。论者普遍注意了开懋勤殿并遭到西太后否决的这一事件,但对其“专预新政”的政治目的及促使帝后、新旧冲突加剧的关键意义,则似乎未予足够的估计。

  拟开懋勤殿以及超擢任用袁世凯,尽管为后党和守旧势力所不容,但在他们看来,这些还都是帝党在朝廷内部的闹腾,仍有余力控制,而伊藤博文的被召见,准备上条陈,以及将被任用为客卿的谣传,则被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这将会完全失去对局面控制。在当时,请伊藤帮助中国的改革事业,可谓维新党人的普遍要求。御史李岳瑞、洪汝冲、候选郎中陈时政等都曾上书“请用客卿”,“异国人才宜亟借用”,伊藤“如果才堪任使,即可留之京师,着其参与新政”。(注:苏继祖:《清廷戊戌朝变记》,《戊戌变法》(一)第842页;陈时政:《条陈时政便宜折》,转引自孔祥吉:《戊戌维新运动新探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,第356页。)《国闻报》的报道说:“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,用为顾问官,优以礼貌,厚其饩禀。持此议者甚多”。(注:《戊戌变法》(三)第413~414页。)社会谣传,“道路纷纷,佥谓新政需才,有建议借用日本旧相伊藤者”。

  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,绝对不能接受,后果不堪设想。八月初三日杨崇伊所奏密折最具代表性:“依藤博文即日到京,将专政柄”,“近来传闻之言,其应如响,依藤果用,则祖宗所传之天下,不啻拱手让人”。(注:《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》,《戊戌变法档案史料》第461页。)所以光绪帝接见伊藤之事一经证实,后党和守旧势力策动的政变,即由舆论和密谋一变而为实际的行动。论者认为光绪帝接见伊藤是政变的导火线,是有根据,也是有道理的。苏继祖《清廷戊戌朝变记》谓:“八月之变,幽禁皇上,株连新党,翻改新政,蓄此心固非一日,而藉口发难,实由于伊藤之来也”。(注:苏继祖:《清廷戊戌朝变记》,《戊戌变法》(一)第842页。)

  八月初三日,杨崇伊上密折请西太后重新训政,正式揭开了政变的序幕。据说按西太后最初的意思是,要造成一个朝臣齐请训政的声势,因时间仓促及朝臣和言官并不愿同杨联名上奏,结果成为杨崇伊一人独上奏折。西太后归政后,身边已无奏事机构。杨折由奕劻①带领赴颐和园上奏。有蔡金台致李盛铎信,详说杨崇伊上奏密折经过。

  据张仲炘(字次山)对张尔田说,庆王奕劻①偕杨崇伊向西太后上请训政折的具体情形和结局如下:

  杨崇伊为御史,值戊戌新政,密草一疏,请太后训政。面谒庆王,求代奏。庆王有难色。崇伊曰:“王爷不代奏亦可,但这并非御史的意思”。拂衣便行。庆王急拉之回,曰:“我与你代奏,但你必须同去”。崇伊曰:“那是自然”。遂同至颐和园。庆王命崇伊俟于外,独自入对,递上崇伊折。太后阅毕大怒曰:“这是国家大事,杨崇伊小臣,安敢妄言。须严办”。庆王叩头。太后徐曰:“这是国家大事,你们都是近支亲王,也应该商量商量,你的意下如何?”庆王唯唯。太后曰:“既然你们意见相同,我今日便回宫。”庆王退下,谓崇伊曰:“事情完了,你去罢”。太后既训政,一日召见崇伊,谓之曰:“你是于国家有功之人”。崇伊叩头谢恩。然亦终不大用。此与董元醇事极相类。(注:邓之诚:《骨董琐记全编》,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,第617页。)

  夏孙桐的手稿本《史馀纪闻》也有一则关于杨崇伊以“首功自居”到处招摇的详细记述:

  杨崇伊,……首具密疏,请太后训政除奸,由庆王密为面递,遂再行垂帘之举。以首功自居,时有封章,辄召对面陈,事多报可,以此招摇,多行不法,中外侧目。自被劾后,太后避嫌,不复召见,所奏皆不行。徐相(引者按:即徐桐)为其乡试座主,素亦刮目,自是屏之不见。崇伊大恚,上书徐相,谓太后之训政,由其奏请。康梁不除,太后不安,此次出于愚忠,不为众议所谅,身名败裂,仍望师门怜而援手。徐相得书,意稍解,隐为斡旋。庚子正月,简援陕西汉中府知府。谢恩得召见,面诉冤屈。”(注:夏孙桐:《史馀纪闻》(稿本)。)

  奕劻以及杨崇伊的密折对政变的发动有特殊作用,这是论者们经常说的老话题,但都语焉不详。上述蔡信、张说和夏纪三篇文字,勾画了事情的前后大概。杨崇伊敢以首功自居,并恃此肆意撒泼;西太后直认杨“是于国家有功之人”,而待之以董元醇第二,充分而有力地证明:西太后允准杨崇伊密折,初四日由颐和园回官,即是政变的正式开始。而奕劻是政变具体运作的直接指挥者。

  需要说明的是,这几篇资料是可信的。蔡信和张说,均为史学前辈邓之诚先生采集。蔡金台是光绪年间名翰林,后党人士,与李盛铎为德化同乡。邓之诚先生著录此信后评论说:“此所述戊戌政变,极得当时真相”。“所述政变全由庆王布置,最关筋节。其他亦较为得实。盖金台亦在事之人也。”(注:邓之诚:《骨董琐记全编》,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,第604页。)张仲炘一席话是说给《清史稿》纂修张尔田的。张后与邓之诚先生为燕京大学教授同事,又转述与邓。张仲炘,字次珊、次山,光绪年间名翰林,在谏台甚久。甲午战争以来,以敢言出名。戊戌时期任工科给事中,为十分活跃的后党人士。杨崇伊上密折,亦曾知会他联名。政变后,张又数次上疏,请株连维新党人家属。所以邓在著录此文后评论说:“次珊号为后党,其言当可信”。(注:邓之诚:《骨董琐记全编》,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,第617页。)夏孙桐亦光绪名翰林,戊戌政变时期,供职国史馆,民国年间一直任《清史稿》总纂,于《清史稿》出力独多。以史家的身份,且当时在京官场之中,其记述当有所本。

  初四日至初六日晨的两天两夜,政变是在宫闱内秘密进行的,外间不得其详,故向无可靠详确的记述。近年不少学者从清宫档案中勾稽出一些关于光绪帝的行踪,尚可隐约窥视西太后部署政变的某些侧面。明显者如初四日下午,西太后违反常态,突然由颐和园回住宫内,立即将光绪帝由大内移驻瀛台,采取某种限制或监视。而且显然是出于某种需要,把《起居注册》初记的申时回城,改定为卯时,等等。初六日早朝,卯初二刻光绪帝到中和殿看祝版毕,到太后处请安,还涵元殿之后,(注:有关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论述,详参见孔祥吉:《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》,《戊戌维新运动新探》第343~357页;房德邻:《戊戌政变史实考辨》,胡绳武主编:《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~283页;黄彰健:《戊戌变法史研究》等论著。)就是人所共知的捉拿康有为及请太后再次训政上谕的颁布。

  通过考察我们认为,戊戌政变的发动历经了从初三日杨崇伊上密折、西太后允准回宫训政、布置谋划,至初六日颁布捉拿康有为和训政上谕这样一个过程。而不是西太后仅仅在初五日夜里得到某一告密,便立即于初六日早上发动政变,这样草率而仓促的政治举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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