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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的物价如何?来看看民国白领的家庭账本

2016-06-28 23:20:31 来源:亮剑军事网

  上世纪三十年代,当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全国、日本鬼子还没有打进北京的时候,中国人的心气儿是很高的。那时候,内战已经基本结束,货币尚未开始贬值,新修的铁路贯通了南北,民族的工业蒸蒸日上,各大城市都焕发出自民元以来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。

 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农村——农村破产,农业萧条,农民种地的收入甚至不足以糊口。但这都是被国外农业和国际市场冲击的结果,并不是因为国民政府虐待农民。更何况那时候的农民还没有被拴在土地上,他们可以自由迁徙,可以进城务工,可以携家带口去任何一个大都市自谋生路,落地生根,无需介绍信和暂住证。所以那时候进城务工的农民相当多, 特别是在江浙地区,六成以上的农民都进了城,城市化程度远远超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。

  农民之所以进城,是因为农业收入太低。农民进城以后,无论做betway88工作,无论是拉洋车还是捡破烂,无论是进厂上班还是去码头当苦力,收入都比种地高,活得都比在乡下好,但是跟城里人仍然没法比。1933年美国社会学家库斯在天津做过记账式调查,市民的人均月薪是21块大洋,而来津务工的农民平均每人每月只能挣到9块大洋的工钱。双方的居住条件差别更明显:市民或有祖宅,或有自建的新房,至不济也能在大杂院或者多层公寓里租一间小房住;农民呢?如果住不进厂里的集体宿舍,那就要跟同乡们联手在垃圾场附近的空地上搭建起最简陋的贫民窟。

  奇怪的是,虽然农民收入低,住得差,却比市民活得还要开心,因为他们的消费层次本来就低,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本来就少,只要不染上赌瘾,只要不患上重病,那微薄的工钱完全可以让他们活得志得意满,乐不思蜀。与此同时,市民却总是感觉到钱不够花,日子过不下去,活得越来越消沉。

  1930年2月27日,《大公报》刊登了一个民国白领的家庭账本,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市民的生活情形之大略。

  这位白领念过大学,在某公司做中等职员,月薪高达50块大洋。

  严格讲,每月50块大洋不算高薪,因为当时大学教授的月薪在100块到600块大洋之间,知名作家如鲁迅、茅盾、张爱玲等人平均每月也有几百块大洋的进账。不过跟大多数普通人相比,月薪50块已经相当了不起了。陈存仁回忆录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中提到上海绸缎庄高级账房的收入——月薪仅10块大洋;鲁迅小说《祝福》里的女主角祥林嫂在地主家里做女佣,一年工钱才12块大洋;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在北京拉洋车,吃最便宜的大饼,住房不要钱(住在车厂的集体宿舍里),从不赌钱,从不嫖妓,从不花钱看病,结果呢?“整整的三年,他凑足了一百块钱。”用三年时间才挣够100块大洋。

  那时候,天津老城区的宅院很便宜,上千块大洋能买四间瓦房;北京的宅院就更便宜了,几百块大洋就能买一所小型四合院。这位白领月薪50块,买房一定不在话下,可是他却没有买房。他已经结婚了,有一个妻子,还有一个初生不久的女儿,可他仍然没有买房。

  他觉得钱不够花,他的薪水勉强只能应付开支,绝不可能攒钱买房。

  他每月都在记账:

  “10块钱租了一层全楼,连了一盏25支光的电灯。”住房开支10块大洋。

  “住的地方离公司远,天天要叫洋车,费3块钱车费。”交通开支3块大洋。

  “衣服扯5块钱一个月,帽子、鞋袜都在内。”服装开支5块大洋。

  “随便看一次影戏,或是同着邻居打几回搓麻雀,一块娱乐费也是要的。”娱乐开支1块大洋。

  “肥皂、草纸、纸笔、理发……4块钱杂费尤其不能省了。”杂项开支4块大洋。

  另外他还要买米买面,买肉买油,要给女儿买洋奶粉,要和妻子去参加朋友的婚丧喜庆,要招待“乡下来的亲戚”,偶尔感冒一回,要买阿司匹林……“在市上看见了一对花瓶,买了回来,欢喜得了不得,供在台上,看着也开心,可是又花去了一元二角大洋。”

  月底统计各项开支,他总会花出去50块大洋以上,他结婚前积攒的四五十块大洋很快就没了。

  他想到也许会生病,也许会失业,小孩大了也许要上学,他的开销只会越来越大,而他的收入却可能有减少的危险,所以“他恐慌,他忧虑,他愁思,他终日想到钱”。

  总而言之,他活得很焦虑,很紧张,很有危机感,就像现代中国的白领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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