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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经过是betway88样的?

2018-12-08 14:38:38 来源:亮剑军事网

   荆州牧刘表,兗州山阳郡高平县(今山东台县)人,是东汉末年士大夫中著名人物之一。献帝初平元年(190年),荆州刺史王叡为孙坚所杀,刘表代为荆州刺史,屯驻襄阳。荆州辖区“南接五岭,北据汉川,地方数千里,带甲十余万”。由于荆州所受战争破坏较少,关西和中原人民到这里来避难的很多。刘表在荆州,经济和军事力量都比较雄厚。襄阳处于中原与南方交通要道,荆州又居长江中游,往北可以进取中原,西可略定巴蜀,往东又对吴居于顺流而下的地理优势,正是用武之地。可是刘表是典型的清议派人物,当时人郭嘉已经说他不过是一个“坐谈客’。他只求“保境自守”,“观天下变”。在这种消极的单纯防御政策指导下,刘表失去了许多主动出击以壮大自己的大好时机。曹操曾说:“我攻吕布,表不为寇;官渡之役,不救袁绍,此自守之贼”。特别是当建安十二年(207年)曹操远去进攻乌桓的时候,他又不能听从刘备的建议,袭取许都,眼巴巴地把几个进取的机会都丢失了。刘表的消极观望态度,只有等待敌人发展得更加强大时来收拾自己。如前所述,荆州早已为邻近军阀所觊觎。东吴孙氏政权三世以来,一直对荆州用兵,而且在军事上常居优势;甚至连寄居荆州的刘备在谋臣诸葛亮的倡议下,也图伺机攫取荆州;特别是北方的强大势力曹操已在邺凿成玄武湖,积极训练水军,显然,曹操下一个攻击目标,就是指向荆州了。8nQ亮剑军事网-打造专业的军事历史门户网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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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刘表不仅坐失战机,而且也不能较好地处置其身后之计。他有二子,按照惯例,长子刘琦是当然的继承人,可是刘表却听信继室蔡氏的话,让少子刘琮做自己的继承人,而把刘琦外放到江夏郡做太守。刘表的部下也分成了两派:蔡氏及其弟蔡瑁等属于刘琮一派,因为他们能包围刘表,所以占绝对的优势。刘备则暗中与刘琦相结。由此可知,荆州已成各军阀觊觎的中心、矛盾的焦点。荆州究将属谁,已是必定要以战争来见分晓了。
  建安十三年(208年)七月,炎热的夏季刚一过去,曹操便亲自率领大军从邺城南下往攻荆州。曹操这次出动的军队大约有十五六万人,刘表的军队总共不到十万人。操军多为身经百战的劲旅,荆州军在“不习军事”的刘表的统率下,一向缺乏军事训练和实战经验。所以操军占绝对的优势。曹操采取了快速进攻的方针,大军经叶县(今河南叶县)、宛城,直趋樊城、襄阳,以掩敌不备,力求一举击溃荆州军的主力,或用强大兵势逼使敌人投降。
  操军出发后不久,刘表便病死了,部下拥立刘琮为荆州牧。刘表病重时,长子刘琦自江夏前来省视,被琮党遏于户外,不令他与刘表见面。表死后,刘琦打算趁奔丧的机会发兵进攻刘琮,但这时曹操大军已经压境了。
  早在官渡之战时,刘表部下大员韩嵩、刘先、蒯越等就曾劝表归附曹操,刘表没有同意。这时,在曹操大军压境的情况下,蒯越、傅巽与侨居荆州的大族王粲等人更竭力怂恿刘琮向操投降。理由是:操打着天子的旗号前来,如果抗拒,有违臣子之道,于理不顺;且以荆楚一州之地抗拒强大的操军,亦无侥幸取胜的可能;如果利用刘备去抵抗曹操,也是力量悬殊,没有胜利的希望。即使刘备能击退了曹操,他也不会甘居人下,与其受制于刘备,不如早早迎降曹操。于是刘琮决定迎操,操在到达新野时,接受了刘琮的投降。
  这时,刘备正屯驻樊城,他连操军已经南下的消息都不知道,更不用说刘琮要投降了。直到曹操到达宛城时,他才了解情况,只得匆忙往江陵退却。刘备除令关羽率领一支水军乘船数百艘沿汉水南下外,其余主力部队则由自己和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率领从陆路撤退。刘琮部下及荆州人跟随刘备南逃的很多,走到当阳(今湖北当阳东)时,队伍扩大到十余万人,辎重也有数千辆,因此行动很慢,一天只能行十几里。有人劝告刘备撇下大众,迅速去保据江陵。备答:“要成就大事,必以人为本,今人归吾,吾何忍弃去!”
  江陵有很多粮食和军用物资,曹操恐怕被刘备占有,于是留下辎重,轻装疾进。到襄阳时,闻备已过,就亲率精骑五千,一日一夜奔驰三百余里,终于在长坂(今湖北当阳东北)追及。备仓皇间抛弃妻子,只与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数十骑脱身逃走。如果不是张飞在后拆断一座渡桥,险些被操军捉获。备等与从水道南下的关羽的船只会合,渡过汉水,遇江夏太守刘琦,与他一同到夏口(今武汉市南)。这时刘备的军队只有关羽水军及刘琦江夏军,总共也不到两万人,自然无法抵御操军,情势显然是危急万分。
  恰好这时,孙权已经先派鲁肃来和刘备联系。孙权听说刘表病死,也图染指荆州,故派鲁肃以吊丧为名,来荆州伺察动静。鲁肃行至夏口,闻操军已进攻荆州,便晨夜兼行,及至南郡界,又闻刘琮降操及备南逃的消息,便从捷路迎备,双方遇于当阳长阪坡。肃劝备进驻樊口(今湖北鄂州市西五里),与权并力抗操,这自然是备所迫切需要的。所以备派诸葛亮与鲁肃一同去见孙权。
  这时,孙权正驻军柴桑(今江西九江市西南),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。诸葛亮到后,见权尚在犹豫观望,就对他说:“曹操已破荆州,威震四海,英雄无所用武,故豫州遁逃至此,将军量力而处之,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,不如早与之绝;若不能当,何不案兵束甲,北面而事之!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,而内怀犹豫之计,事急而不断,祸至无日矣!”孙权反问道:“苟如君言,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?”亮曰:“田横,齐之壮士耳,犹守义不辱,况刘豫州王室之胄,英才盖世,众士慕仰,若水之归海,若事之不济,此乃天也,安能复为之下乎!”年方二十七岁,血气正盛的孙权,被诸葛亮这样一激,不禁勃然大怒,曰:“吾不能举全吴之地,十万之众,受制于人。吾计决矣!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,然豫州新败之后,安能抗此难乎?”诸葛亮怕孙权事后畏缩动摇,又详尽地给他分析了敌我情况,指出:“豫州军虽败于长阪,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,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,曹操之众,远来疲弊,闻追豫州,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,此所谓‘强弩之末,势不能穿鲁缟’者也。故兵法忌之,曰:‘必蹶上将军’。且北方之人,不习水战,又荆州之民附操者,偪兵势耳,非心服也。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,与豫州协规同力,破操军必矣。操军破,必北还,如此则荆、吴之势强,鼎足之形成矣。成败之机,在于今日。”权听毕,大悦。可是,就在此时,权接到了曹操一封书信,说:“近者奉辞伐罪,旌麾南指,刘琮束手。今治水军八十万众,方与将军会猎于吴。”显然,曹操做出这种咄咄逼人的架势,是企图迫使孙权投降,不战而取江东。
  孙权把这封信交给群臣讨论。张昭、秦松诸人慑于操的强大兵威,主张迎操。他们除了重弹曹操代表汉朝,拒之不顺等老调以外,还强调操新得荆州水军及“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”等理由。鲁肃听了,很不以为然,散会之后,他私下对孙权说:“向察众人之议,专欲误将军,不足与图大事。今肃可迎操耳,如将军不可也。何以言之?今肃迎操,操当以肃还付乡党,品其名位,犹不失下曹从事,乘犊车,从吏卒,交游士林,累官故不失州郡也。将军迎操,欲安所归?愿早定大计,莫用众人之议也。”
  孙权很赞赏鲁肃的意见。当时周瑜因事到鄱阳(今江西波阳东北),鲁肃劝权召回周瑜,共商大计。周瑜回来后,力主抗操,他说:
  操虽托名汉相,其实汉贼也。将军以神武雄才,兼仗父兄之烈,割据江东,地方数千里,兵精足用,英雄乐业,尚当横行天下,为汉家除残去秽。况操自送死,而可迎之邪?请为将军筹之:今使北土已安,操无内忧,能旷日持久,来争疆场,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?今北土既未平安,加马超、韩遂尚在关西,为操后患。且舍鞍马,仗舟楫,与吴、越争衡,本非中国所长。又今盛寒,马无藁草。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,不习水土,必生病。此数四者,用兵之患也,而操皆冒行之。将军禽操,宜在今日。瑜请得精兵五万人,进驻夏口,保为将军破之。
  孙权听了周瑜详尽的分析,抗操决心更加坚定。他说:“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。徒忌二袁、吕布、刘表与孤耳,今数雄已灭,唯孤尚存,孤与老贼势不两立。君言当击,甚合我意,此天以君授孤也。”
  由于五万兵一时难凑足,孙权只令周瑜、程普、鲁肃等率领水军三万,溯江而上,与刘备共同迎击操军。孙刘联军与曹军遭遇于赤壁(今湖北蒲圻西一百二十里,在长江南岸)。这时操军已流行疾疫,初次战斗,操军就受了挫折,退到长江北岸的乌林(在今湖北洪湖县东北的邬林矶)。
  这时,曹操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军队不习水战的严重弱点,把所有船舰都用绳索连上,让它们首尾相接,以防止风浪的颠簸和敌军偷袭。但这样做,却大大削弱了水军作战的机动性。吴将黄盖看到这种情况,建议用火攻战术。周瑜采纳了这个意见。命黄盖为先锋,黄盖向操送了诈降书,言孙权“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,以当中国百万之众,众寡不敌,海内所共见也。东方将吏,无有愚智,皆知其不可,惟周瑜、鲁肃偏怀浅戆,意未解耳。今日归命,是其实计。瑜所督领,自易催破,交锋之日,盖为前部,当因事变化,效命在近”。黄盖挑选蒙冲斗舰十艘,内装干获枯柴,灌以油膏,覆上帐幕,竖起旌旗,趁正刮着东南风的大好时机,身率战舰在前,顺风举帆,向操军开去,其他战船亦鱼贯而进。
  曹操对黄盖虽非完全相信,但丝毫未曾料及吴军会采用火攻,因之无任何预防措施。所以当黄盖的舰只已经接近,吴兵高喊投降的时候,操军官兵还伸颈观望,并指着来舰传述黄盖来降的消息。黄盖到距操军只有二里多远的时候,命各舰一齐点火,猛烈的东南风助长了火势,奔驶着的船舰顷刻间就把火烧到操军船舰上,甚至蔓延到岸上的营寨。一时烟焰滚滚,冲天盖野,整个操军驻地被吞没在火海之中。操军大乱,人马被烧坏和溺死的甚众。周瑜、刘备水陆并进,擂鼓之声,震天动地。曹操慌忙破坏掉一些船舰物资,引军从陆路华容道(今湖北监利县境)向江陵撤退。时寒风凛冽,道路泥泞,操命病卒负草填路,骑兵才得过去,病卒为人马所践踏,死伤狼藉。操军在退却中因饥饿和疠疫,死亡大半。
  曹操经此重大败衄,恐本土发生变故,不敢再在荆州停留,留下亲信大将曹仁守江陵,乐进守襄阳,自己引军北还。
  周瑜进攻江陵,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才将城拿下,迫使操军退守襄、樊。在此期间,刘备除以少数兵力协助周瑜攻江陵外,主力部队南下攻占了荆州长江以南的四个郡,即:武陵(郡城在今湖南常德市)、长沙、桂阳(郡城在湖南郴县)、零陵(湖南今县)。
  赤壁之战是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。在这次战役中,三国的曹、孙、刘三家都参加战斗。大战以前的形势是,曹操以强大的兵势,不战而使刘琮投降,企图顺江东下,一举而并江东。但他对孙权的实力估计过低,对孙、刘联盟给自身带来的危害认识不足,因而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情绪。在孙、刘方面,军事力量虽远不及操,但双方有远见卓识的决策人物,如诸葛亮、鲁肃、周瑜,都力主抗操。在强敌面前,周瑜、黄盖等人也能知己知彼,以己之长,制敌之短,充分发挥了南军擅长水战的优点,利用曹操骄傲轻敌的情绪,采用诈降、火攻,一举袭破操军。在曹操方面,赤壁战前,“军众已有疾疫”,战争开始,遭到火攻,兼以饥疫,死者大半,军遂败退。由此可见,操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是先已遇疫,假若不是士卒有疾,水军纵然败退,还有十余万精锐步骑,犹足以顶挡孙、刘联军的攻势。关于疫病流行对士兵战斗力的损耗,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。比如,建安二十二年(217年),操率领大军南下攻濡须坞,军中发生了大疫,连司马朗在前线给士兵送医药,亦遇疫而卒,致使操不得不引军北还;又如嘉平五年(253年),吴大将军诸葛恪率大军包围合肥新城,因士卒疲病,死者大半,恪亦被迫退军。由此可知,遭遇疾疫,往往是战争失利的原因之一。操于赤壁战后之次年下令说:“自顷以来,军数征行,或遇疫气,吏士死亡不归,家室怨旷”。操与孙权书亦言:“赤壁之役,值有疾病,孤烧船自退”。裴松之在《三国志》卷10《贾诩传》注以为:“赤壁之战,盖有运数,实由疾疫大兴,以损淩厉之锋,凯风自南,用成焚如之势,天实为之,岂人事哉!”松之所说“有运数”和“天实为之”,实际只能指偶然事故。假若操不轻敌冒进,在得到襄、樊和江陵之后,就巩固既得成果,然后俟机进取,则赤壁之败,就不是不可避免的了。所以我们说:赤壁之战,操所以败北,既有人为因素,也有偶然情况,二者相较,人事的因素,仍然是主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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